六年前，中央提出的“能耗双控”目标，是通过控制能源消耗强度和控制能源消耗总量，提高单位GDP能源利用效率，促进经济提质增效、绿色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等。

在过去的五年里，各地的“能耗双控”任务执行得一直比较顺利。然而，为何到了2021年上半年，部分地区能耗强度不降反升？甚至其中9省区被国家发改委列为一级预警地区，进而多地突然需要通过行政式的拉闸限电运动，来完成能耗目标？

显然，中央的“能耗双控”的目标和任务是既定的，并没有出现标准更改和提高等现象。多地突然需要通过“拉闸限电”完成“能耗双控”目标，暴露出了在过去几年来，部分地区在执行中，存在明显的打折扣问题。

部分地区在落实“能耗双控”目标上工作做的不扎实，一旦遭遇供电侧与售电侧中存在的失配和错位风险、电价市场化改革行至半途等问题，最终在“能耗双控”硬约束下，各地就只能采取拉闸限电等行政手段应对。

当然，出现行政式拉闸限电运动，也与“煤电顶牛”这一多年来的顽疾有关。当前，我国煤炭价格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定价，而电价方面还主要以政府指导价为主。

电价未能完全实现市场定价，源自电力领域输配售电侧改革，长期以来未能实现有效突破。而“市场煤”与“限价电”长期并存，导致煤价一上涨，发电企业难以正常实现价格传导，最终影响了发电企业积极性。

同时，由于我国的电力结构中火力发电占比较高，风能、太阳能、潮汐能、水电能等绿色能源行业在成本和技术等方面的约束，暂时难以对火电产生强替代效应。

因此，一旦在“能控双控”目标下，各地清理整顿煤矿等，影响电煤供给，为缓解电力短缺问题就只能通过拉闸限电等行政手段加以缓解，从而扭曲要素资源的市场价格，导致市场资源错配，进一步放大经济社会损失。

用市场化方式化解运动式限电

当前，要避免运动式拉闸限电，保障企业和居民的正常合理用电需求，需要从哪些地方着手呢？

首先，需要在目前完善居民和企业实行阶梯电价的同时，适度放松电价的政府指导价，基于拉姆齐定价法则，对高能耗、高排放等企业实现惩罚性边际电价，以通过价格倒逼企业节能减排和升级转型。

其次，要加快推进碳排放市场交易。目前，主要以碳排放权交易的广州期货交易所已经成立，而且目前碳排放交易在技术上、制度上已经不存在障碍。尽快上马碳排放交易产品，在为企业分配月度、季度和年碳排放额度后，要求企业只有从市场购买到碳排放权才能获得用电资格，显得迫在眉睫。

再次，还需要完善中央专项转移支付与强化地方“能耗双控”的绩效责任，双管齐下缓解部分地方“懒政”。

近年来财税体制改革，尤其是营改增和土地出让金转为税务部门代征等后，中央与地方的财事权出现了新的特征。部分地方政府自主财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便在高排放、高能耗、高污染等项目采取变相放纵的做法，以通过做大地方财政收入总量，增加地方财力。

因此，要防范地方政府的“懒政”行为，需要适度完善中央专项转移支付的力度和规模，以缓解地方政府财力自主不足现象。抑或适度调整中央地方财事权分配，将诸如教育、公共卫生等列为中央事权，通过中央地方在事权方面的平衡，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总之，当前部分省区市出现限电、停产等问题，暴露了我国电力体制方面售电侧改革相对滞后的问题；同时，在提出碳中和、碳达峰和“能耗双控”等目标任务之际，与之对应的碳权现货、期货市场不完善，未能真正给“能耗双控”开山劈路，为其提供有效的市场化自治渠道和工具。

为此，开前门堵后门，预防运动式命令式拉闸限电，需要的是加快完善电力体制改革和推进碳权市场建设，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碳中和、碳达峰和能耗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