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日报刊文《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探讨鼓励生育政策的落地，一时引起热议。文章指出：为了提高生育意愿，“各地要把政策落到实处，而不是画饼充饥”。
出生率下降问题
中国二孩政策放开效果有限，2018年出生率降至最低。我国出生率伴随着长达四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显著下降。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单独两孩”政策逐渐落地实施。201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伴随着二孩政策的相继放开，中国出生率在2014年和2016年均比上一年有小幅抬升，2014年小幅上涨0.29%。，2016年上涨0.88%。，达到12.95%。，但二孩政策总体效果有限。2017、2018两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和出生率迎来两连降，2017年全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为1723万人，比上年减少63万人;2018年出生人口数量为1523万人，比上年减少200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比上年下降1.49%。，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同时，中国总和生育率长期处于更替水平以下，近十年均值为1.6，生育意愿较低。中国生育率水平大致经历了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的大幅下降，80年代中期小幅回升，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后期平缓下降，以及2000年以来逐年缓慢回升的过程。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总和生育率在1965年达到峰值6.4，之后一直下跌到1982年的2.6。从1992年起，中国总和生育率跌到2.1的更替水平以下，进入2000年以来有缓慢回升，2008-2017年在1.58-1.63之间波动，均值为1.6，2017年为1.63。
更严重的是，中国育龄女性人数减少或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进一步下降。育龄女性是指15-49岁的女性。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在中等估计方案中，我国育龄女性人数在2010年达到顶峰3.79亿人，之后逐年减少，本世纪末2100年将降至1.88亿人。
各国鼓励生育政策
效果有限
基于人口增长率低或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可能带来的种种弊端，长期处于低生育率的国家制定了多样化的适合国情的鼓励生育政策。比如，在法国，法律禁止歧视孕妇，企业要为生育期的员工保留工资待遇和岗位，同时多子女家庭享有住房分配优先权及租房补贴;在瑞典，家中养育儿童的父母可以酌情减少工作时间，企业可以据此减少其工资但不得解雇，设立“父亲配额”以及社保奖金鼓励父母双方享受完全平等的产假，同时80%以上的托儿所费用由公共财政承担，中小学教育免费;在日本，国家承担一半以上的托儿服务费用，家庭负担比例约仅有20%;在加拿大，设有儿童福利金的补贴津贴，18岁以下均可申领;俄罗斯对年轻家长发放优惠住房贷款，同时2007年推出“母亲基金”，可用于偿还房贷、翻修房屋、支付子女教育费用、积攒养老金储蓄等。
对比总和生育率数据来看，各国鼓励生育政策的作用效果有大有小，但均未促使生育率提升至2.1的更替水平以上，表明政策可能有效，但总体效果有限。首先，瑞典、法国、俄罗斯鼓励生育政策效果较为显著，生育率有明显提升：瑞典总和生育率从2000年的1.5提升至2017年的1.9，法国从1995年的1.7提升至2017年的1.9，俄罗斯从1999年的1.16提高到2017年的1.76。其次，日本、德国、英国的鼓励生育政策效果略小，生育率缓慢提升：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从2003年的1.29缓慢抬升至2017年的1.43，德国从2006年的1.33抬升至2017年的1.57，英国从2000年的1.6抬升2017年的1.8。最后，加拿大、韩国、新加坡的政策未见成效，生育率未见提升甚至有所下降：加拿大的总和生育率自2000年以来维持在1.5左右的水平，韩国自2001年以来在1-1.3之间波动，2017年跌至1，新加坡自2003年以来一直在1.2上下波动，未见提升。
亟需创新性
鼓励生育政策
要重视生育政策的及时性。生育政策对于总和生育率的影响效果与其开展时间密不可分，相比于出生率下降的后期，在初期或中期实施鼓励生育政策的效果更好。因此，中国应在当前出生率连降的关键时期，尽快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进一步放开甚至出台鼓励性的创新生育政策。
我们认为鼓励生育政策措施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第一，在儿童照料与教育方面，增加公立托育机构，为学前教育机构或托育机构提供补贴，减轻家庭教育成本，缓解孩子无人照料的问题。第二，在生育补贴方面，根据家庭收入水平和孩次发放分等级的长期性儿童津贴或一次性的生育奖励金，减轻生育成本，鼓励女性生育;建立清晰、全面、简捷的儿童补贴申请流程，让补贴落到实处。第三，在住房、税收减免方面，为多子女家庭提供税收减免优惠、租房补贴。第四，在产假与就业方面，保障女性产假和育儿假，提倡全薪或带薪产假，降低女性因生育产生的机会成本。除此具体政策制定外，还要加强政策的传播力度，发挥各类媒体的宣传作用，同时结合民族文化、信仰、生活习惯等因素，倡导鼓励生育的文化氛围，促进生育政策的推进和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