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化管理是一种中国特色:网格在左,政府在右

导读疫情已持续了半年时间,为了精准防控,每个人被画像成战时防疫的流动数据,对之检测、申报和统计。基于此,象征健康风险等级的健康码首先在

疫情已持续了半年时间,为了精准防控,每个人被画像成战时防疫的流动数据,对之检测、申报和统计。基于此,象征健康风险等级的健康码首先在浙江被推出,并推广到全国各地。目前,这个绿色健康码已成为人们乘车、就医、逛超市的必要通行证。

李兰娟院士团队专家、树兰医疗管理集团总裁郑杰在近日举办的“西溪论数·2020数据智能高峰论坛”上称,这是一种网格化管理,也是一种中国特色。下一阶段,国家将推动医防结合,网格化进一步深入。

浙江移动大数据中心主任汤劲松向亿欧表示:“把一个码放到每一个企业和每一个人身上,管控触达的体系将能解决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个数字化的过程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这背后释放了一个信号:社会治理已从社会综治的大体系深化进了网格化体系。

创新:城市的网格化管理

其实,网格化管理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被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城市网格化管理是一种革命和创新。

它主要是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以街道、社区、网格为区域范围,以事件为管理内容,以处置单位为责任人,通过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市区联动、资源共享的一种城市管理新模式。

比如最近复工复产提出的地摊经济火了,那是不是城市的每个地方都应该摆摊呢?但事实上,就杭州来讲,几个商业区有升有降。汤劲松分析,降的商业区是因为毗邻大学城,学生都没有回来,一般的店面也没开。缺少客流,自然缺少商机。而通过大数据对这些可以就做到很好地统计和监测,也能告诉监管层面很多信息。

“我们需要用数字化的眼光去看社会,但数字化管理不是一刀切。”汤劲松指出,对于顶层的监管干预来说,有些事情难办是因为这里面的事情参差不齐。“一刀切觉得难,分切来看,做事情就会相对比较容易。“

因此,对比之前的社会综治,我们或许可以借用中国安全与法制杂志对城市网格化管理的特点总结:

首先,它将过去被动应对问题的管理模式转变为主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第二,它使管理手段数字化,这主要体现在管理对象、过程和评价的数字化上,保证管理的敏捷、精确和高效;第三,它是科学封闭的管理机制,不仅具有一整套规范统一的管理标准和流程,而且发现、立案、派遣、结案四个步骤形成一个闭环,从而提升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汤劲松则把这种大数据治理时代的现象称为:网格在左,政府在右。即有效提升了政府的科学管理能力,并在数字社会成为了一种自然的管理秩序。

那么,如何实现网格化的管理?

落地:运营商的赋能

一个社会的运行,参与主体包含了政府、市场和公众。在网格化的管理体系中,一头连接政府,一头连接公众的运营商自然成为了运行体系之中、参与主体之外的第三方赋能者。

为什么可以赋能?

这得益于运营商做大数据的自身独到的优势。即天然的用户数据和业务场景;和政府、企业之间的联系;以及公信力。

以浙江移动大数据中心为例,2015年,浙江移动大数据中心成立。据汤劲松介绍,这个部门自成立以来就比较“另类”。“技术部门直接充当了业务部门,售前、售后的各种服务都是技术人员在干。”这个一开始的另类也奠定了浙江移动大数据中心的产品特色:技术和业务的紧密结合。

让汤劲松比较自豪的一点是,他们把每个用户都做了一个画像,并在每个画像上都打了100万个标签,用以精细提升客户的体验感知。

2019年,浙江移动大数据中心又推出了城市实验室这款产品。城市实验室从城市/交通相关规划理论和业务实际出发,利用运营商的用户轨迹、行为特征等数据,为用户提供区域、OD、道路和交通方式等方面的分析服务,帮助规划者高效、准确的分析现状,给出城市/交通规划的科学建议。

这有点类似于智慧城市的城市大脑的一部分职责。

但相比平常的城市大脑,汤劲松表示,运营商所赋能的智慧决策多了一层与用户的交互。“大数据的生命在于流动,我们解决的是分流的问题,因此在我们场景中应用的数据是不可复制的。”

因此,从整个大数据中心的产业链来看,运营商的赋能对外推动了网格化管理的落地,对内也成为其他服务商技术众筹的自由组合平台,搭车共建数据时代的生态。

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但在网格化管理具体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市场对于数字科技的认知远不如资源型资产,如房地产的等价重视,这会带来管理的空心化,即只能依靠上层源源不断地政策推动,中下游的参与者由于无法得到科技变现利益,因而失去自我驱动的动力。

我们可以看到,十年来,中国的房地产平均涨了5倍。但股市原地不动,反观欧洲和美国,他们的房地产和股市却同步增长。

“这说明人家是两轮驱动,而我们是单轮驱动。”汤劲松指出,这里面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是资源型驱动,即对房地产这样资本型的资源趋之若鹜,但对高科技却始终无法获得大量收益和资产。

这并不是不重视高科技,而是知识产权体系的经济获得性出现了问题。

国家无疑是需要高科技的,新基建的推出也证明了新兴科技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但事实上,科技惠及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科技的落地。比如城市大脑和网格化治理的人口综治,整个数据体系的打造需要基础设施、数据科研资金、产业基金,也需要有完善的保障和生态圈打造。这需要非常大的知识保护体系。

浙江移动大数据中心就和合作方一起打造了这样一个体系,汤劲松透露,每个参与者都可以基于移动的数据做模型,“只要这些模型能够产出,能够最终变现的话,所有模型,建模者所获得的收益不会比数据提供者获得的少。”

在这个体系当中,只有让大数据参与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资产性增值,才能真正让科技蓬勃发展起来。否则,这个市场将始终是资本的市场。也只有这样,中国的高科技才能有望实现超越。

数字化时代,有一个热门的概念叫数字孪生,即现实社会的每一个物理实体都有一个对应的数字映射。汤劲松表示,欧美在现实社会中的科技基础超越了中国,但在数字世界,中国是有可能实现超越的。运营商所需要做的,就是为这些超越的技术找到业务场景,催化、赋能,助力整个科技产业的重塑。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候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